慶安宮財產來源和變化

 《慶安宮誌》上說明許梓桑接手慶安宮時，慶安宮的財產只剩8銀元；臺灣日日新報上則說蔡天培傳給許梓桑時，財產只有3圓28錢，所以我們先來看看慶安宮財產的變化。

嘉慶23年（1818、文政元年）10月，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加三級記錄四次徐景揚所揭上奏〈諭示〉一文所示：「嘉慶10年（1805），由於大雞籠海坡嶺腳及頭二重橋、大沙灣內外、獅球火號一帶，商民蕭機、舖戶魏兆、澳保謝林等倡議建慶安宮內外兩廟，崇祀天上聖母，並延僧一乘住持。但一乘生活清苦，雞籠社土目麻已力、毛少翁社通事翁麗水、總理吳長與該處商民等公議，凡茅店營生者，年應納地基銀貳元、搭廠捕魚者，應納地基銀壹元，愿將基租一概充入慶安宮，為香燈、齋糧諸費，立約給僧執憑，並設碑記於廟側，遞年該僧循議收租共約無異。」

同時，徐景揚再度撰寫〈雞籠慶安宮香油燈緣起〉一文諭告：「嘉慶22年（1817）豪民郭光祥買大雞籠田畝與海坡店地毗連，藉稱基銀應由伊得，與僧民爭執，蕭機等人具狀控告，經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裁奪後，官定仍由慶安宮收納基金。」由此可知此時慶安宮的財產土地已經擴充到大二三沙灣、新興街及新店街一帶，繳納基金戶則由一般茅店，擴充到商船、夾板船及菁行，公議規定商船進口，運載伍百石米以上，配納油香銀壹元；五百石米以下，及番身小船，議定油香銀伍角；夾板船進口，每隻應納油香銀貳大元，大菁糧每籮定清金錢捌文，又菁牙每千斤抽銀壹角，另又有各處土地公廟、蠔賣港、牛稠港、仙洞、火號的罟戶的油香料以及七堵來船亦應每年繳納基金等等，簡而言之在嘉慶至道光年間慶安宮的收入已經非常可觀。

日軍來台後，駐軍和布教師都需要房舍安頓，基隆的廟宇多半成為駐軍所在地，但慶安宮卻沒有成為兵營駐札地，勢力可見一斑。明治30年總督府進行社寺財產調查時，基隆總理陳文貴，街長張金發提供的資料，光是媽祖宮街的田產就有二千多坪，這還不含牛稠港及哨船頭的土地及財產。

因為行政制度的調整，吳志清在明治36年（1903）卸下基隆廳第一區街庄長一職後，許梓桑經過8年的努力，終於得到基隆廳長山名金明的賞識，得到第一區街庄長的職位，開啟了他在基隆有「第一仕紳」名號的政治生涯。做為與總督府基隆廳密切配合的街庄長，不論是慶安宮或私人財產，許梓桑及其他仕紳如蔡天培等人，幾乎是無條件的支持山明金名以降各廳長的捐獻要求。

由後來的各項總督府文件統計：慶安宮的財產第一次收縮是明治39年（1906）時，由慶安宮管理人許梓桑、蔡天培、張達源、江忠良等人署名，將哨船頭有應公廟的土地一併捐獻給總督府充作道路使用，延至明治45年（1912），許梓桑等人以興建高砂公園、充盈國庫為由送出及變賣五筆土地，其中包括慶安宮誌上所稱最原先的牛稠港元廟。到了大正5年（1916），慶安宮土地統計書上只餘現址暗仔街土地而已，原先的配殿城隍廟則早在日軍登陸後就成為獨立宮廟，財產自然不能算在內。

但不能認定因為許梓桑等人捐獻了慶安宮以外的土地和金錢，慶安宮由此就財產大幅收縮。日軍據基隆以後，並沒有對慶安宮進行財產管制，仍然遵照原有的制度，向各方船隻及行業收取香油燈錢，只是需要每年提報損益報表，列出收支明細上呈基隆廳。從明細上可以看出除了臺灣籍外，日本人對慶安宮也是有大量錢財的捐獻，譬如投資基隆信用組合的利息收入，或是土地租給日本人得到的租金.....等等，以便與基隆仕紳產生宗教與事業上的連結，所以我很難相信許梓桑在接手慶安宮時，慶安宮的財產只有8銀圓或是3圓28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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