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田元胤、湊靈雄編，《臺灣士商名鑑 上下》，無頁碼，出版年份不詳
安正3年（1856）元月4日生，東京府士族。明治17年（1884）入工部省鑛山局，隔年即申請調任東京屬員，年年昇級。到明治31年（1898）6月時調任東京麻布區長，成為行政官員。
由於後藤新平來臺，抽調了大量的基礎官吏，山名金明在11月依喻旨辭職免官，明治32年（1899）2月抵臺任臺北縣屬員，同年6月改任會計課長，7月就任臺北縣稅務官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並敍高等官六等，一級俸下賜。
明治33年（1890）8月就任臺北辨務署長，明治34年（1891）11月調任基隆廳長，任期長達4年5個月，期間敍高等官五等及六等瑞寶章、及同勳五等雙光旭日章（三十七八年戰爭勳賞），明治39年（1906）1月持公醫診斷書，以神經衰弱症為由辭職後回到東京休養，並申請恩給金 。這種神經衰弱症的診斷在當時很常見，山名金明不是唯一一個以這種理由辭職的首長。就好像現代人等資遣一樣，總比以文官分限令被開除的好。
山名金明回到東京後，進入了「東京精米會社」 成為專務取締役，明治40年（1907）10月回到基隆，集資20萬元，聯合臺日菁英共13名成立「臺灣米穀株式會社」，並且要求街庄長及保正認購會社股票，以便勸誘農民願意將臺灣米低價賣給會社 。明治41年（1908）5月也以相同的手法欲在宜蘭設立支部，但沒有成功。
這個商業行為原本是東京精米會社想利用山名金明的影響力使基隆與宜蘭兩地的米穀直接回販至東京從中獲利，但山名金明與當時的宜蘭廳長中野半治郎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以致於買賣米穀和運輸不順，山名金明請基隆廳長橫澤次郎居中協調，將運輸路線劃給西澤汽船，米穀由蘇澳港直接運回東京減少從基隆港轉運的成本及損耗，雖然得到了殖產局的同意，但這個計劃反而成為橫澤次郎入獄的原因之一。
在橫澤次郎入獄後，會社所收購的米穀除了在運輸上變得更加不順外，加上宜蘭農人將舊米混充新米，以及東京精米會社將臺日米混合後，以純日本米名號高價售出，被日本市民發現後，東京精米會社營運一落千丈，獲利甚少，明治43年（1910）9月，臺灣米縠株式會社便宣告停止營運。由此可見，自日軍據臺以來，所有的基隆行政長官在離開基隆後，幾乎都無法使用他們在當地留下的人脈和影響力，日本內閣與議會之間派系紛爭，除了對各殖民地任官的制度及人選產生重大的影響外，並沒有為這些行政長官留下豐富的資產。
山名金明基隆廳長任期長達4年５個月，簽署的文件數都數不完。他是個有警察權的廳長，所以可以重新規劃基隆廳的行政區域；他調解了久寶寺和光尊寺間的矛盾，並在任內建寺成功，但他不同意江善慧設立靈泉禪寺；市區改正計劃和西勢水庫在他任內正式規劃買收土地和遷村，但要到下一任廳長時才完成。
最重要的是：他排除了舊有仕紳，提拔了當時只能花錢捐款但名不見經傳的許梓桑為基隆街長（行政權）及第一區長（警察權），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許梓桑在昭和年間，終於被稱為基隆第一仕紳及基隆第一功勞者，他發跡的過程中，顏雲年和木村久太郎就是最大的金主。
山名金明的公務生涯概括來說以守成平穩為主，遵守總督府所發出的指令並將以完成，並沒有特別出格的事，基隆地方人士形容他的個性十分溫和，從未聽聞他高聲與人爭吵，也不會嚴厲的固執己見，這應該是與他長期擔任地方官僚，比較接地氣，而非中央官僚高高在上的關係。
山名金明來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後藤新平要「實行民政」，進而抽調了日本本土大量的基層公務來員做調查的工作，所以先是在臺北廳任稅務官、土地調查員、兼任警察官與司獄官講師，後調任基隆廳長是因為總督府裁撤了辨務署重設基隆廳，需要一個能與築港所長配合的官員，都是因為中央政府政策改變的關係，而非利用自己家族或派閥的勢力為自己謀求前途，這一點，是以往的基隆最高行政長官中少見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