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野奇談謬誤之二】船越旅館

民國80年臺灣省文獻會做了一場口述歷史座談會，其中有耆老說：「船越旅館的老闆是日本內奸，在戰時以曬紅、白、青三色棉被為暗號，傳遞情報給美國人，此一行徑，後來被拆穿，為日本政府所俘，押返到日本本土被槍斃」。船越旅館是後來的國光客運基隆站，現在已經全部拆除成為國門廣場（施工中）。

我看到這則記錄時覺得非常的有趣，能以三色棉被傳情報是多大的本事？傳的人厲害，看的人也很厲害，這種密碼編輯者是個天才吧？

研究石觀音的過程中，我研究了船越旅館老闆波多野十太郎一家，這個家族是第三十三番的捐贈人，石觀音現在存放在靈泉禪寺的舊殿內，保存完整可是分開拆放，不像第三十二番連結界都存在。

波多野十太郎自稱是鎌倉時代中期相模國（現神奈川縣）名門波多野義重第二十七世孫 ，明治29年（1896）8月即渡海來臺 ，原先經營「喜多屋食堂」。大正9年（1920），基隆驛前發生大火，火災過後波多野買下驛前土地，建立了船越旅館，樓高三層，包含了食堂、理髮部及特產販賣部，因為地理位置太好而且方便，成為基隆港邊最大最豪華的旅館 。波多野本人也熱心捐款給軍部，獲得「兵隊爺」的稱號。

昭和8年（1933），鐵道部想要經營公營交通巴士 ，認為「船越旅館」佔用了鐵道路的土地，勒令停業。波多野十太郎一直抗爭到昭和12年，始終無法對抗政府，只好退休，由他的兒子波多野嘉一將「船越旅館」遷往地號「明治町ノ五」（今中山一路）後，船越旅館就無法保有最大的優勢。因為它整個被基隆驛擋到，從遙遠的海面上應該看不到船越旅館的棉被顏色才對。波多野十太郎本人仍然不停的捐款，在昭和15年因為捐款給「支那事變」（即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得到總督府的褒獎令。

民國三十五年，基隆市政府將昭和20年的日人家屋調查表重製出版，中山區有波多野嘉一店面一戶，應該是被遣返，而且沒有被槍斃。

當然要說波多野十太郎一邊捐款給日本軍部，一邊當美國人的間諜，我也沒有意見，但這實在是匪疑所思的事。我覺得耆老的這一段口述歷史座談會的發言，純粹是仇日而已。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五】

日軍登臺進入基隆之後，在第一戰場石硬港就地設立了火葬場，商人則是奪取石炭礦權，進而在石硬港發展出礦業、土地買賣業及小型運輸業，成為日本實業家致富的財源管道，也是各宗教派的主要捐贈者。

明治43年（1910），天台宗修驗道中澤慈愍藉天台宗權律師身份來臺，明治45年（1912）設立了天台宗石硬港布教所，即現在的地藏王菩薩巖。

大正9年（1920）中澤慈愍回歸修驗道先達身分，將布教所擴建成為天台法王寺。大正12年（1923）時，炭場的負責人細川秀吉到日本鎌倉長谷寺祈禱礦場平安，並在東京訂製了十一面觀音送到法王寺的分堂供奉，就是現在的嚴放寺，嚴放寺的三尊觀音被一般人誤認為是第十四、十五及十七番，其實是要分成兩個部份來看的。

小林大壽引進觀音靈場巡禮文化時，法王寺是路線之一，但我認為現存的石觀音已經不是昭和３年（1928）時訂製的那一批，而是在昭和6年（1931）後，由中澤慈愍另外向臺灣炭礦株式會社募款要求重新訂製的，以致於觀音靈場的法相藝術、石像大小、基座篆刻都與其它地區的石觀音不一樣。

明治28年（1895）6月3日近衛師團自暖暖街下基隆時，在石硬港右側石炭場發生激戰 ，戰事結束後就地設立了第一座火葬場，日軍立了「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近衛師團戰死者之墓碑」兩碑記念，並在明治39年（1906）將原先立在高砂公園的「招魂碑」一併遷移到此處，至此始稱「千人塚」。

明治45（1912）年6月中澤慈愍選定石硬港庄獅球嶺山坡地開始籌備建立布教所事宜。同年（大正元年）8月由木村久太郎捐款建立了石硬港布教所 。大正5年（1916）在三坑山腳下迎來地藏王菩薩，世話人（捐贈人）為日本居民湯淺ハツ等共20人，石臺座則由北京法源寺的道階 所題為「地藏尊」。

由於法王寺留有第十九番石臺座，雖然沒有寫明觀音稱名，但是第十九番為革堂行願寺，主祀千手觀音，所以將此尊視為第十九番。
革堂行願寺的千手觀音，呈雙足立姿，共三十六臂執諸法器，中間上結淨三業印，下結禪定印。而法王寺本尊觀音無稱名，技法為微浮雕，呈結跏趺坐姿，共十六臂執諸法器，中間上結淨三業印，中結禪定印，右下手觸地印，左下手施願印，頭上無珠飾瓔絡，而是與第一尊六臂如意輪觀音頭戴相同法冠，應是同一段時間漢人匠師的作品。

法王寺大殿後方現保有三尊石觀音，已被重上白漆及金漆裝飾，而且砌入大殿後磚牆之中，無石臺座，即無法判斷番號、捐贈者以及年份。
本尊佛像稱名為二臂如意輪觀音，但實際上的雕像是六臂如意輪觀音，型式上完全符合日本如意輪觀音的形式，但工藝則為漢傳佛教觀音的相貌，且為立體雕像，判斷為在臺漢人工匠所製。因為無番號，也不能以「西國三十三番觀音靈場」的排名來判斷是雕像正確還是石刻正確。

我認為久寶寺在設立原有觀音靈場後，天台宗法王寺因礦場意外而被毀壞或是覺得所求不夠靈驗，久寶寺住職小林大壽在昭和5年（1930）返回日本擔任仙臺長德寺住職，巡禮文化的引進者已不在臺灣，由法王寺另行向企業募捐，重塑這些與其他地區都不同的觀音像，才會造成兩種不同形貌的觀音靈場。
礦坑原地為千人塚及礦災頻仍的情況下，礦工家庭需要有宗教場合做為心靈上的依託，出事的亡靈骸骨需要有一個場合加以存放祭拜，做為礦主，這種投資是必須的。

日本三井寺的御本尊為二臂如意輪觀音，法相為舟形光背，頂戴寶冠垂瓔絡，右膝屈起，左足半趺，左手持如意輪，右手支頰。
嚴放寺內第十四番佛像，稱名為三井寺如意輪觀音世菩薩，無舟形光背，雙足立姿，頂戴五華法冠，右手高舉如意輪，左手持禪定印，完全不符合東密的如意輪觀音法相，這是因為中台禪寺接手嚴放寺後，重新請人製造的觀音，工藝師不清楚日本佛像的意涵，所以佛像本身傾向漢傳佛教。

寺內所存放的石牌一面，上刻寺名及佛號，無法就此判定捐贈時間與捐贈人的資料。
特別的是：第十四番及第十五番只是一片瓦片，並非石臺座。

觀音稱名為十一面觀音，符合鐮倉市長谷寺十一面觀音的形象，因為祂是細川秀向日本鐮倉市長谷寺所求，由日本工匠製作後運來基隆安奉，與石臺座無關，原本第十七番石觀音早已不見蹤跡。

嚴放寺三尊石觀音與臺座不符合的原因有二
以第十七來看，郭清榮先生當時改建嚴放寺時只有大正12年的十一面觀音和第十四番、第十五番瓦片，以及第十七番石臺座，整修之後他將十一面觀音擺放在第十七番石臺座。第十四番、第十五番瓦片則分立兩旁。
我幼年時常到嚴放寺玩耍，裏面也只有一尊觀音，並沒有現有的另兩尊。
第十七番石臺座也是唯一一個由企業刻名捐贈的石臺座。

第十八番石觀音已遺失，上面立有「日軍少尉碑」 ，為「陸軍步兵少尉正八位松田篤三之墓」。石臺座上正面刻「西國第十八番京都六角堂頂法寺」、「如意輪觀世音菩薩」、「發願人」正面及右側面共十三名，行書字體已風化模糊，很難斷定正確的姓名，左側為「昭和六年十月建之」，說明墓碑與石臺座不相符，應是當地居民發現石觀音遺失後，順手將在傾倒在附近的松田篤之墓碑直接擺放上去。

我去拍時路段崩塌，寫論文時是借用張偉郎先生的作品，後來路線劃出來後，出版時我就自己再上去補拍。張先生除了是企業高管外，也是台灣礦業的研究者，十分專業。

【鄉野奇談謬誤之一】澳底上陸帶路人

 

我就讀高職的時候，是文藝社的社長及校刊主編，當時的校刊真的是隨便編編就好，但我這個人就是多事，總想做到更進一步，於是就規劃了一部份的人物採訪，開始田調之路

當時有個學妹住金瓜石，我就去了幾趟，三十年前的金瓜石及九份荒涼的不得了，除了風景美麗外，什麼都沒有（真的餓到快暈倒）。我由當地耆老的訪談中得知一件事：顏雲年家族會發跡是因為日軍攻澳底時不識路，就抓了在路邊墾地的顏雲年當嚮導，帶著日軍抄小路抵達暖暖，代價就是把金瓜石的金礦開採權給顏雲年，顏家從此巨富。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這個傳說在我心裏落下痕跡但沒有深究它的真實性。

研究日籍菁英在基隆的生活軌跡時，我對耆老所說的十件事裏有十件都產生懷疑（完全進入精神錯亂的領域）。然後我就讀到《臺灣列紳傳》，當嚮導的是三貂嶺人石豐年，書裏對他的說法是帶著武器投降的。

明治29年開始，臺灣總督府開始頒發紳章，獎勵對治臺有功的臺籍人士，大正四年將這些人物編成《臺灣列紳傳》，由囑託鷹取田一郎執筆，為了宣傳，本書是以漢文寫成。這本書沒有顏雲年，因為顏雲年要到大正10年才得到紳章付與。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四】

西國三十三箇所除了官方所定三十三座名寺外，還有三座番外寺院：德道上人晚年隱居的豊山法起院、花山天皇出家時的華頂山元慶寺、花山法皇晚年隱居的東光山花山院，納經卷上通常有只三十三番，但有的納經帳會將番外列進去，信徒不一定要到這三座寺院參拜。

基隆的番外並不包含這三座寺院，而是以信徒的意願為主，在石像的基座上刻上番外及佛像名稱（並不一定是觀音）。譬如在極樂寺外的番外三脇侍及準提菩薩、昊天堂的真町一畑藥師、法王寺的立正如意輪菩薩、慈安宮的藥師瑠璃光如來等，顯示捐獻這些觀音靈場的日本人在昭和年間從日本的四面八方而來，而非殖民初期時多半是九州及鹿兒島人。

德道上人，御宇2年（656）生，少年時在奈良大和長谷寺出家，一生從關西至關東共建立49所寺院，其中有45座寺院都叫長谷寺，與基隆嚴放寺相關的就是東京鎌倉長谷寺。
神龜4年（727）受聖武天皇命為大和國長谷寺安置了十一面觀音，成為日本所有巡禮文化起源地，長谷寺由此被稱為「根本道場」。寺前的「法起院」則建於天平7年（735），是他晚年的退隱之所，直到圓寂時由天皇賜號為「法起菩薩」後，才公開稱名為「法起院」。

有些研究石佛文化的人，將德道上人認為是大和長谷寺的興建人，這是不對的。門上掛著的開山，意思是指觀音靈場的開山，不是長谷寺的開山。

昊天堂第七番石觀音的世話人來自出雲地區，真砂二字則是被發現的地方在日據時屬於真砂町，大正元年真砂町有真言宗布教所，符合巡禮路線的規劃。

一畑藥師是出雲地區的「出雲國神仏靈場」第三番，總本山在島根縣出雲市一畑寺，供奉一畑藥師如來。此寺另外又為「出雲十大薬師第1番」、「出雲観音特別霊場」、「中國三十三所観音第26番」的巡禮所。

極樂寺外的番外信濃國善光寺，佛像為三脇待：中間阿彌陀佛，左脅侍觀世音菩薩、右脅侍大勢至菩薩。

善光寺在關東的上野縣，是由歷代天皇指名貴族之女出家為住職的寺院，不分宗派，也不另設女人堂，而是男女都可以自由參拜的寺院，所以很受女子的歡迎。

臺灣的善光寺位在北投，原本是北白川親王之姐誓圓尼公上人來臺開帳，昭和６年就變成淨土宗西山深草派的在臺末寺，現在是臺籍住持善空寶照。

慈安宮所存之番外，基座上的石刻已被磨平，無法判讀神佛名號，但以法相判斷應藥師瑠璃光如來。

法王寺的番外立正六臂如意輪觀世音菩薩，無石臺座，無寺院名。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三】

不論日本國內外，西國觀音靈場的複製並不需要日本寺院的同意，佛像更不是從日本寺院分香到台灣，以舊慣日本佛教來說，沒有分香的觀念，這是因為所有的寺院基本上都是貴族（聖德太子、天皇、大名、藩主）所建，以僧尼令立法，本身就是官僚體系的一環，是各大宗派的總本山。當然，在日據時期，各教派的總本山會送佛像到臺灣的分寺來供奉，但這跟靈場的建立是兩回事。就我所訪，日本各總本山完全沒有在臺灣建立西國觀音靈場的記錄。

觀音靈場在型式上是固定的：舟型光背石觀音、基座及石臺座組合而成。基座上刻有禮所番號、國名、寺名及本尊名；石臺座上會刻奉安、年份、供奉者姓名，部份刻上御詠歌銘文，以基隆的靈場而言，依世話人的財力供奉，靈場的大小就產生不同。

基隆市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寶明寺的第十三番及第三十番以及靈泉禪寺的第三十二番。因為風化的關係，石觀音的線條已經開始模糊了。

寶明寺原本是靈泉禪寺預定之地，靈泉禪寺正式在大水窟建立之後，就成為曹洞宗寶明布教所，專收基隆市街上生活困苦的女子，有些在寺裏居住久後，自願出家為尼，成為基隆市大小廟宇的住持。最有名的當屬極樂寺的修慧尼師。
「寶明寺」往蝙蝠洞的登山步道旁設置一紅色涼亭，後有防空洞。共有兩套保存完整。

第十三番石臺座上刻有奉安二字，但沒有世話人名單。

石山寺建於天平１９（７４７）年，現在是東寺真言宗大本山，也是紫氏部創作《源氏物語》的背景地之一。御本尊50年一開扉。

第三十番　ミフオ本業寺　千手觀世音。本業寺位於竹生島上，明治維新後改稱宝嚴寺，屬真言宗豊山派，御本尊60年一開扉。
石臺座上刻有「昭和四年三月吉日久寶寺大壽代立之東一同　世話人　松　桃　　正垣潭山」字樣 ，顯示這是一群信徒捐款，請久寶寺第十任住職小林大壽代為設置。目前為止尚查不出這兩位世話人的背景，但東一同應該是東町。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二】

北臺灣總共有五座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其中基隆和宜蘭在巡禮路線上是完全複刻日本模式，石觀音因為世話人的財力不同，在安置的時間上有別、佛像尺寸大小不同，不是如同臺北新竹統一訂鑄同步安置，巡禮路線只有一座山的結果。

第一番及第二番及花山法皇塑像，原先放置於興國山久寶寺，以地緣及造型，以及臺北、宜蘭、新竹區的第一番及第二番現仍留在原地判斷，汐止這兩尊原屬基隆地區應無疑義。

第一番置於靜修禪院寺埕右側，為六臂如意輪觀音，意為廣施有情，大轉法輪，破除煩惱，成就菩提，並能使眾生滿足願望，加速修行。二臂如意輪法像呈單跏垂足坐姿，右手微舉法輪，左手屈中指與無名指，結「期克印」垂放於左膝之上。六臂如意輪觀音姿態相同，但多出四臂各執法器。本尊無另行遮蔭或建築保護，亦無重新上漆，無石臺座，無法判定捐獻者。

第二番置於彌勒內院寺埕右側，為十一面觀世音，主救度阿修羅道眾生，法相為頭頂十一面觀音像，左三個寂靜相、右三個利牙相、上三個忿怒相，後一個笑怒相，代表眾生的情緒，頭頂上一個如來相，代表如來能降伏眾生惡緣，化解眾生各種煩惱；觀音本尊則左手持甘露瓶，瓶中插三朵蓮花，另掛108顆佛珠串，滅眾生煩惱之意；右手持慈悲杖，顯舍利寶塔，表大日如來，破愚痴無明，救地獄、慈悲一切眾生。本尊無另行遮蔭或建築保護，寺方會定時重新上漆，無石臺座，無法判定捐獻者。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一】

疫情過後，我一定會把靈場之旅補齊，把錢都花在日本。去年和今年都有御本尊開帳，不能去看。等下回再開帳時，我都成為人瑞了，真可惜～～～

三十三所觀音靈場，是日本最早創設的佛教巡禮靈場。相傳於西元718年，大和長谷寺的德道上人因病彌留，閻羅王入夢囑咐創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以濟度眾生。德道上人痊癒之後，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先把路線定下，並將寶印金冊留在中山寺，二百餘年之後，西元987年，花山法皇為復興觀音靈場而奔走，逐漸完成「三十三所觀音靈場」，遲至十五世紀時才冠上「西國」二字。「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設立的位置以近畿地區為中心，橫跨大阪、京都、兵庫、和歌山、奈良、滋賀及附近的岐阜縣，巡禮靈場的札所寺院，多數為各宗派著名的本山名剎，例如：第一番青岸渡寺、第十六番清水寺等，都是日本深具歷史並廣受世人崇信的名寺古剎。每座寺院皆以觀音為御本尊，其類型共含七種：如意輪觀音、十一面觀音、千手觀音、不空羂索觀音、准胝觀音、聖觀音、馬頭觀音。

在日本田調時，我觀察到進行巡禮時有一定的規定：必須穿著特定的服裝、在特定地域內、集合一個特定的神祇文化、將全部聖地依序朝拜、朝拜時有一定的儀軌、取得每一聖地的朝拜證明等，具備這六個要素後，才算圓滿完成為一個巡禮之路。現今的日本巡禮時可自任一札所開始，巡禮的路線屬於巡迴型而非直線型，由於巡禮的歷史久遠，在日本是相當普遍的庶民宗教活動，而且廣受各地政府的推廣。

海外觀音靈場的設立條件有三：日本人的數量要夠多、要有佛教寺廟帶領，以及信徒要有足夠的經濟財力。基隆的觀音靈場是在1928年（昭和3年）由興國山久寶寺住職小林大壽所引進，並且需要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准許，才能在各路線上安置石觀音。目前雖然無法確定原先的安置路線，但目前我在基隆市區裏找到的總共有三十六座，最先立在久寶寺的第一座和第二座被移到汐止，番外花山法皇像則已逸失。

慶安宮財產來源和變化

 《慶安宮誌》上說明許梓桑接手慶安宮時，慶安宮的財產只剩8銀元；臺灣日日新報上則說蔡天培傳給許梓桑時，財產只有3圓28錢，所以我們先來看看慶安宮財產的變化。

嘉慶23年（1818、文政元年）10月，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加三級記錄四次徐景揚所揭上奏〈諭示〉一文所示：「嘉慶10年（1805），由於大雞籠海坡嶺腳及頭二重橋、大沙灣內外、獅球火號一帶，商民蕭機、舖戶魏兆、澳保謝林等倡議建慶安宮內外兩廟，崇祀天上聖母，並延僧一乘住持。但一乘生活清苦，雞籠社土目麻已力、毛少翁社通事翁麗水、總理吳長與該處商民等公議，凡茅店營生者，年應納地基銀貳元、搭廠捕魚者，應納地基銀壹元，愿將基租一概充入慶安宮，為香燈、齋糧諸費，立約給僧執憑，並設碑記於廟側，遞年該僧循議收租共約無異。」

同時，徐景揚再度撰寫〈雞籠慶安宮香油燈緣起〉一文諭告：「嘉慶22年（1817）豪民郭光祥買大雞籠田畝與海坡店地毗連，藉稱基銀應由伊得，與僧民爭執，蕭機等人具狀控告，經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裁奪後，官定仍由慶安宮收納基金。」由此可知此時慶安宮的財產土地已經擴充到大二三沙灣、新興街及新店街一帶，繳納基金戶則由一般茅店，擴充到商船、夾板船及菁行，公議規定商船進口，運載伍百石米以上，配納油香銀壹元；五百石米以下，及番身小船，議定油香銀伍角；夾板船進口，每隻應納油香銀貳大元，大菁糧每籮定清金錢捌文，又菁牙每千斤抽銀壹角，另又有各處土地公廟、蠔賣港、牛稠港、仙洞、火號的罟戶的油香料以及七堵來船亦應每年繳納基金等等，簡而言之在嘉慶至道光年間慶安宮的收入已經非常可觀。

日軍來台後，駐軍和布教師都需要房舍安頓，基隆的廟宇多半成為駐軍所在地，但慶安宮卻沒有成為兵營駐札地，勢力可見一斑。明治30年總督府進行社寺財產調查時，基隆總理陳文貴，街長張金發提供的資料，光是媽祖宮街的田產就有二千多坪，這還不含牛稠港及哨船頭的土地及財產。

因為行政制度的調整，吳志清在明治36年（1903）卸下基隆廳第一區街庄長一職後，許梓桑經過8年的努力，終於得到基隆廳長山名金明的賞識，得到第一區街庄長的職位，開啟了他在基隆有「第一仕紳」名號的政治生涯。做為與總督府基隆廳密切配合的街庄長，不論是慶安宮或私人財產，許梓桑及其他仕紳如蔡天培等人，幾乎是無條件的支持山明金名以降各廳長的捐獻要求。

由後來的各項總督府文件統計：慶安宮的財產第一次收縮是明治39年（1906）時，由慶安宮管理人許梓桑、蔡天培、張達源、江忠良等人署名，將哨船頭有應公廟的土地一併捐獻給總督府充作道路使用，延至明治45年（1912），許梓桑等人以興建高砂公園、充盈國庫為由送出及變賣五筆土地，其中包括慶安宮誌上所稱最原先的牛稠港元廟。到了大正5年（1916），慶安宮土地統計書上只餘現址暗仔街土地而已，原先的配殿城隍廟則早在日軍登陸後就成為獨立宮廟，財產自然不能算在內。

但不能認定因為許梓桑等人捐獻了慶安宮以外的土地和金錢，慶安宮由此就財產大幅收縮。日軍據基隆以後，並沒有對慶安宮進行財產管制，仍然遵照原有的制度，向各方船隻及行業收取香油燈錢，只是需要每年提報損益報表，列出收支明細上呈基隆廳。從明細上可以看出除了臺灣籍外，日本人對慶安宮也是有大量錢財的捐獻，譬如投資基隆信用組合的利息收入，或是土地租給日本人得到的租金.....等等，以便與基隆仕紳產生宗教與事業上的連結，所以我很難相信許梓桑在接手慶安宮時，慶安宮的財產只有8銀圓或是3圓28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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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安宮建立時間新證據

基隆慶安宮號稱基隆三大廟之一，在建立年代上有各式各樣的版本，在學術上始終沒有被確認。《慶安宮誌》上，寫明慶安宮的歷史：「可溯自清乾隆45年（西元1780年），當時漳州移民於基隆港西岸的牛稠港虎仔山畔建了一間小的媽祖廟。隨著移民日多，基隆港南岸成為街市而有建廟之需，而後嘉慶20年（1815年）內湖庄人何士蘭捐獻位於石硬港（旭川河）西側之地建廟，該地即為慶安宮今址」。部份文史研究者通常引用兩份在嘉慶年間由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加三級記錄四次徐景揚所撰寫的〈諭示〉及〈雞籠慶安宮香油燈緣起〉來推論，認定慶安宮正式建立的時間應該在嘉慶10年左右。

《慶安宮誌》會這樣寫，最重要的原因是宮內並沒有將早期建廟的原件保存下來，只能靠口述歷史來補強，而口述歷史的主要人物是臺籍菁英許梓桑。但許梓桑有個最大的問題是他在日據時期提供總督府和基隆廳關於慶安宮建廟的時間，隨著不同的調查時間就有三種說法，很難斷定何者為正確。

明治30年的調查顯示建廟年為嘉慶25年

其中有一份調查是在大正4年（1915），基隆公學校長岩瀨六藏在書寫慶安宮調查報告時，許梓桑提供的資料改稱慶安宮於文政元年（嘉慶23、1818）由吳長歧、何聰等發起，四年後（大正8年，1821）竣工，萬延元年（1860）五月由謝集成、張鳴歧發起，募資後於文久元年（1861）三月再度改建，文久二年（1862）二月竣工，總費用7500円。明治45年（1912）由於市區改正計劃，管理人許梓桑、張達源、賴大輪及顏雲年發起，三度改建，大正2年（1913）2月竣工，總經費12,000円。這份文件的資料指的是現在的慶安宮（蚵殼港媽祖宮）。

我在研究基隆支廳的過程裏發現了一項新證據：

乾隆53年由艋舺水仙宮（現不存，水仙尊王移到龍山寺供奉）的印西和尚向大圭籠社番甘望元有眉買地，四面界地直接蓋廟，永為祖業。這就是《慶安宮誌》上所稱的牛稠港元廟。

這份文件是手抄謄本，印西和尚以僧侶的身份主持道家舊慣宮廟在當時並不是什麼特立獨行的事情，最主要是當時的北臺灣並沒有純粹的佛教寺院，在中國受戒的僧侶幾乎都在地方信仰神的舊慣宮廟駐錫，再由地方人士商請到需要建廟的地方駐錫。

這份文件除了證明建廟年份外，也說明牛稠港元廟並不是現在戴維斯在《成為臺灣人 P171》一書中所推論慶安宮是北港朝天宮系統，而是地方人士準備好由原本的香火及神像，集體出資，由艋舺水仙廟的印西和尚出面向平埔族買地。印西和尚傳了幾代後，徐景揚出面寫了〈諭示〉，明定各行業船到基隆時，都必須繳交定量的香油錢給慶安宮，從此慶安宮躍升為基隆第一大廟無所疑義。

有疑義的是嘉慶20年何士蘭捐地蓋廟這件事。

依何兆欽所編的《韓何藍氏族譜》中，〈何士蘭祖來臺系紀略〉一文所記，何士蘭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下西山橋仔頭，字苑卿，乳名逢生，生於清康熙61（1722）年，乾隆6年起為內湖墾戶，卒於清乾隆44（1779）年，得年五十八歲。何士蘭逝世之後遺產分析成為三房，後世子孫疏於經營，變賣田產或以田產借貸，均以業主何士蘭圖印分房為記，《慶安宮誌》稱嘉慶20年何士蘭捐贈部份土地應為後代子孫（應該是岩瀨六藏文中所稱的何聰），而不是他本人所為。徐景揚規定繳交香油錢是嘉慶22年，許梓桑在調查報告上稱蚵殼港蓋廟是嘉慶23年，不論哪一年，何士蘭都不是親自捐地的那個人。

日軍來台之後，對慶安宮做了三次的財產調查和要求慶安宮交出財產，蔡天培是當時的慶安宮管理人，做為與日本政府密切配合的仕紳，與當時的住持僧侶王六轉（葉德門寫王六轉，有的地主寫王轉六或王大轉，我們先以徒弟葉德門寫的為準）產生矛盾，王六轉不合求去轉任汐止濟德宮住持（臺灣日日新報則說是蔡天培等人說服基隆廳長山名金明解除王六轉管理職務）後，許梓桑正式成立董事會成為管理人主控財產，慶安宮從此無僧侶住持，但王六轉走時把原始文件全部都帶走了，所以慶安宮沒有早期建廟的證明文件，日據時代所有的調查只能依慶安宮當時被訪查的人口述整理成文件存檔。

明治29年，由於日本總督府將牛稠港劃為鐵道用地，西班牙商瑞記洋行為了保住在牛稠港的土地及倉庫，提出光緒十七年的土地買賣證明書（近20份）謄本，以及繳納慶安宮香油燈錢與崇基書院營運基金的證明，再從汐止濟德宮請來王六轉之徒葉德門出示與甘望云有眉的買賣契約，原件交總督府，另手抄謄本一份存檔，但總督府以臺人買地習慣與這些契約不同為由，認定這張謄本及瑞記洋行提出的20份買賣證明書全係偽造，牛稠港大部份的土地收歸國有，做為鐵道部用地。牛稠港元廟則在明治44年以築港為由，無償賣給總督府，這才是牛稠港元廟消失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