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平概略：
慶應3年（1867）生，新潟縣新發田市一般平民。明治13年（1880）年進入日本外務省設立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後就讀，明治20年（1887）年至中國大陸留學，明治22年（1889），日本漢學家名倉敦信受劉銘傳之邀，帶了一個工程隊來臺建立第一個自來水供應廠（現在的自來水博物館），七里恭三郎就是當時的翻譯。
甲午戰爭爆發，七里氏入軍擔任通譯，得到陸軍少將立見尚文的賞識，成為少將的女婿，從此官途順遂，明治29年（1896）9月渡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軍務局長，同年轉任大加蚋堡務署主理；明治31年（1898）年辨務署重新改制後，轉任基隆辨務署長，並兼任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明治34年（1901），總督府再度因地方官制改正，〈文官分限令〉為由廢除了二十六名辨務署長，七里恭三郎便在其中，明令辭官。
七里恭三郎退官後先至滿州想要發起新事業，但不久日俄戰爭爆發，他再度從軍，賜勳五等。戰後退役留在滿州吉林市從事林業失敗，受聘川崎造船廠任中國顧問，從此在中日兩地往返。大正元年（1912），由上海歸日本途中染上虎列刺（霍亂），在九州門司港過世，得年45。
二、行政措施
（一）權力的收攏：第三任基隆支廳長伊集院兼良以支廳人力不足為由，要求總督府新設警察署，招收臺籍人士成為巡查補，配合保甲制，用以管理地方治安，但廳長仍有絕對的管轄權；到笹田柾次郎的時候，總督府新設警察署、撫墾署，與辨務署分立，除了伊集院兼良所在的澎湖廳外，臺灣本島上所有的辨務署長只有行政、民生及財政權而無警察權，這對地方管轄產生了某種扞格，至少街庄長們就經常反應在政令上的無所適從，有時警察明令捉拿或撤銷獎賞的對象，剛好是廳長獎勵對治市有功的民眾，例如日據後第一任基隆市街總理陳文貴。
七里恭三郎在明治31年6月接任基隆辨務署長時，就向總督府反應希望行政與警察權統一交由辨務署管理。總督府在同年8月發行官報，決議將辨務署（第課、警察署（第二課）、撫墾署（第三課）重新合而為一，成為新的辨務署，從此，各地辨務署長及繼任的基隆廳長都有警政撫墾權。
（二）私立教育會：明治31年（1898）10月，原先的「國語傳習所」升格為「基隆公學校」專收臺籍子弟，11月七里氏就任基隆辨務署長後，即要求仕紳們捐款設私立教育會。由於七里恭三郎在青少年時就學習中國語，成年後又留學中國，也曾隨日本漢學家名倉信敦來到台灣，與日本與在臺灣的仕紳富豪們溝通起來並沒有語言方面的問題。他任臺北辨務署長時已經向民間集資七千五百圓成立教育會社，令臺北諸子弟除了公學校的課程外，必須另外學習帝國之政教訓令，要求基隆仕紳十一人集會比照辦理。蔡天培一干人等不敢不遵守，當下「基隆私立教育會」即成立，七里氏自任社長，由公學校教諭大島丑三郎任副會長，臺籍仕紳劉維周、蔡天培、黃發、江忠良及陳書為評議；隔月（12月）大島丑三郎即返回日本渡假、明治32年返臺後調任滬尾公學校教諭；所以「基隆私立教育會」沒有下文，以目前查詢的史料上很難斷定是否有後續發展。
（三）市區建設：明治31－34年（1898－1901）左右，基隆市區進行地區基礎建設，七里氏主導興建基隆公會堂、重建義重橋（今金雞橋）、開闢高砂公園、開鑿水井及設立辨才天神社等等，雖然多項建設並不在他任內完工，但幾乎都在他任內規劃動工，所以他亡故後，殖產局長高田元治郎在蓬萊山光尊寺為他舉行追悼法會，追念他的功績。
（四）官商交相利：
七里恭三郎曾任臺北、基隆最高行政長官，影響力不可謂不大，但在退官之後即刻消滅。這可由七里氏退官之後，以原先在臺北大稻埕的「大和商會」名義活動，明治35年（1902）在基隆設立分會，利用「大和商會基隆分會」進行與官衙之間的運輸及連絡，與第一代實業家們成立的「基隆俱樂部」在同一個地方成立，產生了對立，基隆俱樂部的實業家們藉由地方稅調查事務的時機，逼迫「大和商會基隆分會」歇業，只能留在臺北發展，與基隆之間的關係只剩下兩地之間的往來短程運輸一事，說明七里恭三郎在退官之後，對基隆的政商界幾乎沒有任何掌控力。《臺灣日日新報》於明治34－36年（1901－1903）對七里恭三郎的行蹤報導，均集中在與臺北艋舺的仕紳飲宴歡聚，基隆只有一筆仙洞巖舊地重遊的報導，由此可見，七里氏任臺北辨務署長時，私下進行的商業活動並不少，但在基隆市則完全沒有成功。
（五）建立辯才天神社：
七里恭三郎在基隆最重要的就是於明治32年（1899）立仙洞巖辯才天神社時著臨濟宗僧侶細野南嶽辦理。七里氏申請設立辨才天神社的理由簡單，他認為仙洞巖風景很像東京府鎌倉市的江之島，故而強佔了代明宮的修行地。辯才天神社完成後請兒玉源太郎題字，比照日本神社舉行盛大鎮座式及祭典，並以行政命令使全體市民休假一天參與遊行活動，花柳界也派出藝妓遊街助興，這是日本本土對神道教的常態，至今在日本各地也經常可以看到這類型的活動，只除了每個地區主要參與者的不同。第二次捐款重修辯才天神社時，要求臨濟宗基隆布教師柴田慈孝比照初次辦理祭典遊行活動，但已經沒有權力通令全體市民休假一天來參加。昭和3年（1928），七里氏亡故的16年後，臨濟宗最勝寺住職伊東大器和尚為他在仙洞巖設立了塑像以資紀念開社之功，現已佚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