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支廳長列傳之二】志水直

我們經常使用明治維新來劃分日本的新舊時代，並且認為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使日本在國力上有重大的進展。我覺得所謂的「全盤西化」真的是歷史課本上太過簡略的說法。

明治維新有很多措施，包括廢除階級的劃分。但所謂廢除，並不真的就是全民一體平等，為了血脈及政治的平衡，被廢掉的只有大名和武士階級，比較重要的皇室、大名和藩主，仍然保有華族和士族的稱號。大名多半歸到華族封爵，但武士就完全喪失了特權，日劇「仁醫」裏有一段武士當街試刀，殺掉剛被醫生治好的農婦，讓我印象很深刻，在階級森嚴的國家裏，有特權的人真的可以為所欲為啊。

第二任基隆廳長志水直就是明治維新時廢除階級制的明顯受益人，如果不是明治維新，他大概就只能種田，然後總有一天被壓榨致死。

志水直，名古屋一般平民，明治維新時採徵兵制，所以他加入明治政府軍，屬薩摩藩大山巖的部隊，專門鎮壓因維新而起的士族叛亂，西南戰爭結束後，官拜陸軍步兵大尉，而且在軍中接受教育，精通英法清語，有極好的語言天賦（羨慕）。

當然他也參加了明治28年的甲午戰爭，戰爭結束後，軍階升到陸軍步兵大佐，再跟著近衛師團來到基隆（乙未之戰），本來只是軍人，但仁禮敬之跑到台北後，他就接任了基隆支廳長，任期只有14天就辦理退役，去了總督府任參事官，棄武從文，但也有可能只是年近半百，不想再打仗了。

志水直在明治29年初就回到日本了，一直占著總督府參事官的缺，直到7月才正式辭職回到日本，擔任名古屋市長一職長達5年，明治35年當選名古屋地區的眾議員，昭和2年過世，享壽78歲。

對於一個平民出身的人而言，明治維新是他們一家翻身最好的時機。

三島由紀夫的奔馬，就是以明治維新時神風連之亂為背景，神風連之亂，就是志水直參與鎮壓的其中一場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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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作者經歷兩年時間，以史料為經，以田調為緯，完整呈現日據時期日本佛教在基隆發展的情況，以及與實業界人士的互動關係，並詳加介紹相關日本僧侶與實業家的生平，以補充現有文史資料的不足。

西國三十三番觀音靈場為日本第一條巡禮文化，皇民化時期，在東亞各殖民地均有複製靈場，然以基隆地區的保存最為原始完整，但也歷經最多變遷，吸引許多文史工作者欲發掘其路線。本書則以靈場起源／複製過程及現狀加以說明，以期形成適合臺灣人的觀音靈場巡禮文化，為沈寂已久的文化觀光注入新活力。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日籍僧侣所建的寺院 第一節 曹洞宗興國山久寶寺 第二節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蓬萊山光尊寺 第三節 淨土宗基隆山明照寺 第四節 臨濟宗靈仙洞最勝寺 第五節 天臺宗大日山法王寺 第六節 日蓮宗蓮光寺 第三章 日本佛教寺院信徒總代群像 第一節 曹洞宗久寶寺信徒總代 第二節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光尊寺信徒總代 第三節 淨土宗明照寺信徒總代 第四節 臨濟宗妙心寺派最勝寺信徒總代 第五節 天臺宗法王寺信徒總代 第六節 日蓮宗蓮光寺信徒總代 第四章 巡禮文化的移植 第一節 日本巡禮文化 第二節 臺灣的西國三十三所觀音巡禮信仰 第三節 基隆地區的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 笫四節 臺灣民眾對巡禮文化 的態度 第五章 結論 出版社：國家出版社

頁數：409頁

定價：新台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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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支廳長列傳之一】仁禮敬之

＃任期只有四天的仁禮敬之，大概是官僚史上最短期的最高行政長官。

仁禮敬之是日本海軍省派到中國的留學生，明治16年夏天到福州時目擊了清法戰爭的開戰，後來在北京又待了兩年，但沒有進入正式的學堂記錄，由他持軍部命令和其著作《北清見聞錄》《清仏戦争日記》兩本書來看，應該去是了解清朝當時的情況，而不是真正的當學生。畢竟明治維新才過不久，就算想要打中國，日本政府也是要先做準備的，留學生就是很好的人選，年輕、單純而且有強烈的愛國心。這些留學生回報給日本政府的資料，必定讓當時以軍政為主的明治天皇產生了吞下中國的雄心。

中間十年的人生先略過去。

明治28年（1895）5月13日，仁禮敬之原本在一家民營兩毛鐵道公司工作，因為把民營鐵道當成軍隊專用鐵道，所以樺山資紀下令將他編入總督府雇員名單，是到臺灣的第一批先發部隊。他隨即辭去兩毛鐵道的職位，5月17由廣島搭橫濱丸出發，5月21日在船上就官拜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商工課長兼任台北縣知事心得（從五位勳六等），等著要做第一批與清國臺灣官員交接的任務，想來志得意滿，意氣風發。

6月1日橫濱丸停靠在三貂角，船上載的就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樺山資紀與近衛師團，6月2日在船上發布新的人事命令，仁禮敬之任基隆支廳長， 6月3日軍隊打進基隆，6月4日上任，6 月7日陸軍大佐志水直正式接任廳長，6月8日就轉赴臺北接任他原先預定的台北縣知事職務，結果他到臺北廳後，臺北縣知事已由海軍少將田中綱常上任，所以他只能先擔任臺北廳書記官心得兼總督府參事官 。

軍隊剛上陸臺灣，情況有點混亂，原本說好的官位就這樣飛走了，更慘的是：明治29年（1896）冬天有一場瘟疫大流行，仁禮敬之在12月19日染疫，送院後6天就死亡了 。死後4天獲得總督府以高等官六等四級俸下賜，在臺灣算起來只待了一年六個月又18天。

仁禮敬之說他帶著憲兵和屬員開啟基隆民政 ，但只做了4天的支廳長能有什麼政績呢？我找來找去只有「掃水雷」和「抓土匪」這兩件事可以做，「掃水雷」應該是指埋在奠濟宮裏的那一批，但土匪是什麼呢？其實就是抗日義勇軍。仁禮敬之的隊友福島安正大佐自己開殺的很痛快，就把「安撫人心」這件事交給他了。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完結篇】

做為曹洞宗末寺的靈泉禪寺，在巡禮路上被選為滿願靈場是合理的，整條西國三十三觀音靈場巡禮之路在昭和四年七月時設立完成。

長命寺原本不是寺，只是顏雲年和許梓桑等人捐贈的一個涼亭，號稱「不二亭」，是香客參拜靈泉禪寺的起點。直到戰後，才由地方人士捐款改建為寺。穿過長命寺後方即為靈泉禪寺。

長命寺現無人居，但有山下居民李先生每天上山清理，保留了原始的日製涼亭、水槽、寺門及老照片，正殿供奉後來的阿彌陀佛及漢式觀音。

靈泉禪寺遷移第三十一番石觀音入寺時，並沒把滿願碑一併遷入，現在仍留在原地，現有的牆上仍有香客的刻名。

1902年（明治35）胡善智攜江善慧自福州「湧泉寺」受臨濟宗第53代法脈歸來，基隆仕紳集合起來想要蓋一間正統的漢傳佛教寺院。最初選址在紅淡林（現今的寶明寺）不果，1903（明治36）年林來發捐獻了大水窟的一甲子茶園地，於是改在現址，胡善智與江善慧開始著手蓋廟事宜，並向總督府提出申請， 總督府以建立佛寺必須有一定的規範為由（其中一項是住持必須為日僧，但當時的台僧沒有人入日本僧籍）， 並不同意建寺，江善慧在1906（明治39）年4月23日起請求基隆廳代呈總督府，總督府始終沒有回應。

同年12月27日，基隆廳長橫澤次郎第三次以基廳總第1071-6 號文，主動將靈泉寺提報為曹洞宗末寺，向總務局長心得持地六三郎提出訂正版本，希望儘快能申請核准， 這才是江善慧由中國臨濟宗轉成日本曹洞宗的關鍵之處。

第三十一番，原本是放在長命寺裏，靈泉禪寺在整修長命寺時，擔心宵小偷走就將祂移入寺內舊殿。

第三十二番在靈泉三塔大湼盤城（由東寶座、西蓮臺、正方寶塔組成）之上斜坡，本尊、緣臺座及石臺座均保存良好，且有六根結界石柱，雖然開始風化但仍較第三十一番清晰。
世話人的背景中，尾崎彌三郎與鎌野芳松同為臺北真言宗弘法寺的信徒，也是臺北四國八十八箇所靈場、五股凌雲禪寺西國三十三箇所靈場的主要發起人，對巡禮文化非常熱衷。

第三十三番，即是波多野家族捐贈的靈場。

【鄉野奇談謬誤之二】船越旅館

民國80年臺灣省文獻會做了一場口述歷史座談會，其中有耆老說：「船越旅館的老闆是日本內奸，在戰時以曬紅、白、青三色棉被為暗號，傳遞情報給美國人，此一行徑，後來被拆穿，為日本政府所俘，押返到日本本土被槍斃」。船越旅館是後來的國光客運基隆站，現在已經全部拆除成為國門廣場（施工中）。

我看到這則記錄時覺得非常的有趣，能以三色棉被傳情報是多大的本事？傳的人厲害，看的人也很厲害，這種密碼編輯者是個天才吧？

研究石觀音的過程中，我研究了船越旅館老闆波多野十太郎一家，這個家族是第三十三番的捐贈人，石觀音現在存放在靈泉禪寺的舊殿內，保存完整可是分開拆放，不像第三十二番連結界都存在。

波多野十太郎自稱是鎌倉時代中期相模國（現神奈川縣）名門波多野義重第二十七世孫 ，明治29年（1896）8月即渡海來臺 ，原先經營「喜多屋食堂」。大正9年（1920），基隆驛前發生大火，火災過後波多野買下驛前土地，建立了船越旅館，樓高三層，包含了食堂、理髮部及特產販賣部，因為地理位置太好而且方便，成為基隆港邊最大最豪華的旅館 。波多野本人也熱心捐款給軍部，獲得「兵隊爺」的稱號。

昭和8年（1933），鐵道部想要經營公營交通巴士 ，認為「船越旅館」佔用了鐵道路的土地，勒令停業。波多野十太郎一直抗爭到昭和12年，始終無法對抗政府，只好退休，由他的兒子波多野嘉一將「船越旅館」遷往地號「明治町ノ五」（今中山一路）後，船越旅館就無法保有最大的優勢。因為它整個被基隆驛擋到，從遙遠的海面上應該看不到船越旅館的棉被顏色才對。波多野十太郎本人仍然不停的捐款，在昭和15年因為捐款給「支那事變」（即七七蘆溝橋事變)後，得到總督府的褒獎令。

民國三十五年，基隆市政府將昭和20年的日人家屋調查表重製出版，中山區有波多野嘉一店面一戶，應該是被遣返，而且沒有被槍斃。

當然要說波多野十太郎一邊捐款給日本軍部，一邊當美國人的間諜，我也沒有意見，但這實在是匪疑所思的事。我覺得耆老的這一段口述歷史座談會的發言，純粹是仇日而已。

【基隆西國三十三所觀音靈場之五】

日軍登臺進入基隆之後，在第一戰場石硬港就地設立了火葬場，商人則是奪取石炭礦權，進而在石硬港發展出礦業、土地買賣業及小型運輸業，成為日本實業家致富的財源管道，也是各宗教派的主要捐贈者。

明治43年（1910），天台宗修驗道中澤慈愍藉天台宗權律師身份來臺，明治45年（1912）設立了天台宗石硬港布教所，即現在的地藏王菩薩巖。

大正9年（1920）中澤慈愍回歸修驗道先達身分，將布教所擴建成為天台法王寺。大正12年（1923）時，炭場的負責人細川秀吉到日本鎌倉長谷寺祈禱礦場平安，並在東京訂製了十一面觀音送到法王寺的分堂供奉，就是現在的嚴放寺，嚴放寺的三尊觀音被一般人誤認為是第十四、十五及十七番，其實是要分成兩個部份來看的。

小林大壽引進觀音靈場巡禮文化時，法王寺是路線之一，但我認為現存的石觀音已經不是昭和３年（1928）時訂製的那一批，而是在昭和6年（1931）後，由中澤慈愍另外向臺灣炭礦株式會社募款要求重新訂製的，以致於觀音靈場的法相藝術、石像大小、基座篆刻都與其它地區的石觀音不一樣。

明治28年（1895）6月3日近衛師團自暖暖街下基隆時，在石硬港右側石炭場發生激戰 ，戰事結束後就地設立了第一座火葬場，日軍立了「軍人軍屬火葬場之碑」、「近衛師團戰死者之墓碑」兩碑記念，並在明治39年（1906）將原先立在高砂公園的「招魂碑」一併遷移到此處，至此始稱「千人塚」。

明治45（1912）年6月中澤慈愍選定石硬港庄獅球嶺山坡地開始籌備建立布教所事宜。同年（大正元年）8月由木村久太郎捐款建立了石硬港布教所 。大正5年（1916）在三坑山腳下迎來地藏王菩薩，世話人（捐贈人）為日本居民湯淺ハツ等共20人，石臺座則由北京法源寺的道階 所題為「地藏尊」。

由於法王寺留有第十九番石臺座，雖然沒有寫明觀音稱名，但是第十九番為革堂行願寺，主祀千手觀音，所以將此尊視為第十九番。
革堂行願寺的千手觀音，呈雙足立姿，共三十六臂執諸法器，中間上結淨三業印，下結禪定印。而法王寺本尊觀音無稱名，技法為微浮雕，呈結跏趺坐姿，共十六臂執諸法器，中間上結淨三業印，中結禪定印，右下手觸地印，左下手施願印，頭上無珠飾瓔絡，而是與第一尊六臂如意輪觀音頭戴相同法冠，應是同一段時間漢人匠師的作品。

法王寺大殿後方現保有三尊石觀音，已被重上白漆及金漆裝飾，而且砌入大殿後磚牆之中，無石臺座，即無法判斷番號、捐贈者以及年份。
本尊佛像稱名為二臂如意輪觀音，但實際上的雕像是六臂如意輪觀音，型式上完全符合日本如意輪觀音的形式，但工藝則為漢傳佛教觀音的相貌，且為立體雕像，判斷為在臺漢人工匠所製。因為無番號，也不能以「西國三十三番觀音靈場」的排名來判斷是雕像正確還是石刻正確。

我認為久寶寺在設立原有觀音靈場後，天台宗法王寺因礦場意外而被毀壞或是覺得所求不夠靈驗，久寶寺住職小林大壽在昭和5年（1930）返回日本擔任仙臺長德寺住職，巡禮文化的引進者已不在臺灣，由法王寺另行向企業募捐，重塑這些與其他地區都不同的觀音像，才會造成兩種不同形貌的觀音靈場。
礦坑原地為千人塚及礦災頻仍的情況下，礦工家庭需要有宗教場合做為心靈上的依託，出事的亡靈骸骨需要有一個場合加以存放祭拜，做為礦主，這種投資是必須的。

日本三井寺的御本尊為二臂如意輪觀音，法相為舟形光背，頂戴寶冠垂瓔絡，右膝屈起，左足半趺，左手持如意輪，右手支頰。
嚴放寺內第十四番佛像，稱名為三井寺如意輪觀音世菩薩，無舟形光背，雙足立姿，頂戴五華法冠，右手高舉如意輪，左手持禪定印，完全不符合東密的如意輪觀音法相，這是因為中台禪寺接手嚴放寺後，重新請人製造的觀音，工藝師不清楚日本佛像的意涵，所以佛像本身傾向漢傳佛教。

寺內所存放的石牌一面，上刻寺名及佛號，無法就此判定捐贈時間與捐贈人的資料。
特別的是：第十四番及第十五番只是一片瓦片，並非石臺座。

觀音稱名為十一面觀音，符合鐮倉市長谷寺十一面觀音的形象，因為祂是細川秀向日本鐮倉市長谷寺所求，由日本工匠製作後運來基隆安奉，與石臺座無關，原本第十七番石觀音早已不見蹤跡。

嚴放寺三尊石觀音與臺座不符合的原因有二
以第十七來看，郭清榮先生當時改建嚴放寺時只有大正12年的十一面觀音和第十四番、第十五番瓦片，以及第十七番石臺座，整修之後他將十一面觀音擺放在第十七番石臺座。第十四番、第十五番瓦片則分立兩旁。
我幼年時常到嚴放寺玩耍，裏面也只有一尊觀音，並沒有現有的另兩尊。
第十七番石臺座也是唯一一個由企業刻名捐贈的石臺座。

第十八番石觀音已遺失，上面立有「日軍少尉碑」 ，為「陸軍步兵少尉正八位松田篤三之墓」。石臺座上正面刻「西國第十八番京都六角堂頂法寺」、「如意輪觀世音菩薩」、「發願人」正面及右側面共十三名，行書字體已風化模糊，很難斷定正確的姓名，左側為「昭和六年十月建之」，說明墓碑與石臺座不相符，應是當地居民發現石觀音遺失後，順手將在傾倒在附近的松田篤之墓碑直接擺放上去。

我去拍時路段崩塌，寫論文時是借用張偉郎先生的作品，後來路線劃出來後，出版時我就自己再上去補拍。張先生除了是企業高管外，也是台灣礦業的研究者，十分專業。

【鄉野奇談謬誤之一】澳底上陸帶路人

 

我就讀高職的時候，是文藝社的社長及校刊主編，當時的校刊真的是隨便編編就好，但我這個人就是多事，總想做到更進一步，於是就規劃了一部份的人物採訪，開始田調之路

當時有個學妹住金瓜石，我就去了幾趟，三十年前的金瓜石及九份荒涼的不得了，除了風景美麗外，什麼都沒有（真的餓到快暈倒）。我由當地耆老的訪談中得知一件事：顏雲年家族會發跡是因為日軍攻澳底時不識路，就抓了在路邊墾地的顏雲年當嚮導，帶著日軍抄小路抵達暖暖，代價就是把金瓜石的金礦開採權給顏雲年，顏家從此巨富。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這個傳說在我心裏落下痕跡但沒有深究它的真實性。

研究日籍菁英在基隆的生活軌跡時，我對耆老所說的十件事裏有十件都產生懷疑（完全進入精神錯亂的領域）。然後我就讀到《臺灣列紳傳》，當嚮導的是三貂嶺人石豐年，書裏對他的說法是帶著武器投降的。

明治29年開始，臺灣總督府開始頒發紳章，獎勵對治臺有功的臺籍人士，大正四年將這些人物編成《臺灣列紳傳》，由囑託鷹取田一郎執筆，為了宣傳，本書是以漢文寫成。這本書沒有顏雲年，因為顏雲年要到大正10年才得到紳章付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