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宮廟傳之二】龍華堂

 齋教是很複雜的宗教，但一般民眾很容易接受，在清末日據時期是很受歡迎的教派。大正四年西來庵事件後，全臺的齋教徒以黃玉階為首，自稱是在家佛教徒，以求自保。

基隆富商葉獅家族也是齋教龍華派代明宮的信徒之一，他家族中的葉繼昌居士在三坑地區自設了龍華派佛祖廟（又稱豆菜寮佛祖廟），並沒有向基隆市役所登記，所以在內政部第一次做全臺宗教寺廟大調查時才登記為民國39年設立，正式稱龍華堂，完全是政治上的考量，在基隆或全臺是很常見的事。

龍華堂本來是葉家自設的齋堂，228事變後，附近居民感念觀音佛祖護祐眾生平安，遂集資以木造建築供養，由葉氏家族任管理人之職，職位世襲。至今已改建兩次，採閩南式一條龍建築，登記時是以釋迦牟尼佛為主祀（跟明月寺一樣），廟方的立場仍以家傳觀音為祭祀重點，在人煙漸稀的三坑地區仍有忠實的信徒供奉。

觀音像很小，只有我小臂長，很符合先人渡海來臺時的大小，目前寶冠華服玻璃櫃保護，無法得知是以何種形象塑造。

【基隆廳長列傳之一】山名金明

 

上田元胤、湊靈雄編，《臺灣士商名鑑　上下》，無頁碼，出版年份不詳

安正3年（1856）元月4日生，東京府士族。明治17年（1884）入工部省鑛山局，隔年即申請調任東京屬員，年年昇級。到明治31年（1898）6月時調任東京麻布區長，成為行政官員。

由於後藤新平來臺，抽調了大量的基礎官吏，山名金明在11月依喻旨辭職免官，明治32年（1899）2月抵臺任臺北縣屬員，同年6月改任會計課長，7月就任臺北縣稅務官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並敍高等官六等，一級俸下賜。

明治33年（1890）8月就任臺北辨務署長，明治34年（1891）11月調任基隆廳長，任期長達4年5個月，期間敍高等官五等及六等瑞寶章、及同勳五等雙光旭日章（三十七八年戰爭勳賞），明治39年（1906）1月持公醫診斷書，以神經衰弱症為由辭職後回到東京休養，並申請恩給金 。這種神經衰弱症的診斷在當時很常見，山名金明不是唯一一個以這種理由辭職的首長。就好像現代人等資遣一樣，總比以文官分限令被開除的好。

山名金明回到東京後，進入了「東京精米會社」 成為專務取締役，明治40年（1907）10月回到基隆，集資20萬元，聯合臺日菁英共13名成立「臺灣米穀株式會社」，並且要求街庄長及保正認購會社股票，以便勸誘農民願意將臺灣米低價賣給會社 。明治41年（1908）5月也以相同的手法欲在宜蘭設立支部，但沒有成功。

這個商業行為原本是東京精米會社想利用山名金明的影響力使基隆與宜蘭兩地的米穀直接回販至東京從中獲利，但山名金明與當時的宜蘭廳長中野半治郎低估了自己的能力，以致於買賣米穀和運輸不順，山名金明請基隆廳長橫澤次郎居中協調，將運輸路線劃給西澤汽船，米穀由蘇澳港直接運回東京減少從基隆港轉運的成本及損耗，雖然得到了殖產局的同意，但這個計劃反而成為橫澤次郎入獄的原因之一。

在橫澤次郎入獄後，會社所收購的米穀除了在運輸上變得更加不順外，加上宜蘭農人將舊米混充新米，以及東京精米會社將臺日米混合後，以純日本米名號高價售出，被日本市民發現後，東京精米會社營運一落千丈，獲利甚少，明治43年（1910）9月，臺灣米縠株式會社便宣告停止營運。由此可見，自日軍據臺以來，所有的基隆行政長官在離開基隆後，幾乎都無法使用他們在當地留下的人脈和影響力，日本內閣與議會之間派系紛爭，除了對各殖民地任官的制度及人選產生重大的影響外，並沒有為這些行政長官留下豐富的資產。

山名金明基隆廳長任期長達4年５個月，簽署的文件數都數不完。他是個有警察權的廳長，所以可以重新規劃基隆廳的行政區域；他調解了久寶寺和光尊寺間的矛盾，並在任內建寺成功，但他不同意江善慧設立靈泉禪寺；市區改正計劃和西勢水庫在他任內正式規劃買收土地和遷村，但要到下一任廳長時才完成。

最重要的是：他排除了舊有仕紳，提拔了當時只能花錢捐款但名不見經傳的許梓桑為基隆街長（行政權）及第一區長（警察權），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許梓桑在昭和年間，終於被稱為基隆第一仕紳及基隆第一功勞者，他發跡的過程中，顏雲年和木村久太郎就是最大的金主。

山名金明的公務生涯概括來說以守成平穩為主，遵守總督府所發出的指令並將以完成，並沒有特別出格的事，基隆地方人士形容他的個性十分溫和，從未聽聞他高聲與人爭吵，也不會嚴厲的固執己見，這應該是與他長期擔任地方官僚，比較接地氣，而非中央官僚高高在上的關係。

山名金明來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後藤新平要「實行民政」，進而抽調了日本本土大量的基層公務來員做調查的工作，所以先是在臺北廳任稅務官、土地調查員、兼任警察官與司獄官講師，後調任基隆廳長是因為總督府裁撤了辨務署重設基隆廳，需要一個能與築港所長配合的官員，都是因為中央政府政策改變的關係，而非利用自己家族或派閥的勢力為自己謀求前途，這一點，是以往的基隆最高行政長官中少見的情況。

【基隆辨務署長列傳之三】七里恭三郎

 

一、 生平概略：

慶應3年（1867）生，新潟縣新發田市一般平民。明治13年（1880）年進入日本外務省設立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後就讀，明治20年（1887）年至中國大陸留學，明治22年（1889），日本漢學家名倉敦信受劉銘傳之邀，帶了一個工程隊來臺建立第一個自來水供應廠（現在的自來水博物館），七里恭三郎就是當時的翻譯。

甲午戰爭爆發，七里氏入軍擔任通譯，得到陸軍少將立見尚文的賞識，成為少將的女婿，從此官途順遂，明治29年（1896）9月渡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軍務局長，同年轉任大加蚋堡務署主理；明治31年（1898）年辨務署重新改制後，轉任基隆辨務署長，並兼任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事務官。明治34年（1901），總督府再度因地方官制改正，〈文官分限令〉為由廢除了二十六名辨務署長，七里恭三郎便在其中，明令辭官。

七里恭三郎退官後先至滿州想要發起新事業，但不久日俄戰爭爆發，他再度從軍，賜勳五等。戰後退役留在滿州吉林市從事林業失敗，受聘川崎造船廠任中國顧問，從此在中日兩地往返。大正元年（1912），由上海歸日本途中染上虎列刺（霍亂），在九州門司港過世，得年45。

二、行政措施

（一）權力的收攏：第三任基隆支廳長伊集院兼良以支廳人力不足為由，要求總督府新設警察署，招收臺籍人士成為巡查補，配合保甲制，用以管理地方治安，但廳長仍有絕對的管轄權；到笹田柾次郎的時候，總督府新設警察署、撫墾署，與辨務署分立，除了伊集院兼良所在的澎湖廳外，臺灣本島上所有的辨務署長只有行政、民生及財政權而無警察權，這對地方管轄產生了某種扞格，至少街庄長們就經常反應在政令上的無所適從，有時警察明令捉拿或撤銷獎賞的對象，剛好是廳長獎勵對治市有功的民眾，例如日據後第一任基隆市街總理陳文貴。

七里恭三郎在明治31年6月接任基隆辨務署長時，就向總督府反應希望行政與警察權統一交由辨務署管理。總督府在同年8月發行官報，決議將辨務署（第課、警察署（第二課）、撫墾署（第三課）重新合而為一，成為新的辨務署，從此，各地辨務署長及繼任的基隆廳長都有警政撫墾權。

（二）私立教育會：明治31年（1898）10月，原先的「國語傳習所」升格為「基隆公學校」專收臺籍子弟，11月七里氏就任基隆辨務署長後，即要求仕紳們捐款設私立教育會。由於七里恭三郎在青少年時就學習中國語，成年後又留學中國，也曾隨日本漢學家名倉信敦來到台灣，與日本與在臺灣的仕紳富豪們溝通起來並沒有語言方面的問題。他任臺北辨務署長時已經向民間集資七千五百圓成立教育會社，令臺北諸子弟除了公學校的課程外，必須另外學習帝國之政教訓令，要求基隆仕紳十一人集會比照辦理。蔡天培一干人等不敢不遵守，當下「基隆私立教育會」即成立，七里氏自任社長，由公學校教諭大島丑三郎任副會長，臺籍仕紳劉維周、蔡天培、黃發、江忠良及陳書為評議；隔月（12月）大島丑三郎即返回日本渡假、明治32年返臺後調任滬尾公學校教諭；所以「基隆私立教育會」沒有下文，以目前查詢的史料上很難斷定是否有後續發展。

（三）市區建設：明治31－34年（1898－1901）左右，基隆市區進行地區基礎建設，七里氏主導興建基隆公會堂、重建義重橋（今金雞橋）、開闢高砂公園、開鑿水井及設立辨才天神社等等，雖然多項建設並不在他任內完工，但幾乎都在他任內規劃動工，所以他亡故後，殖產局長高田元治郎在蓬萊山光尊寺為他舉行追悼法會，追念他的功績。

（四）官商交相利：

七里恭三郎曾任臺北、基隆最高行政長官，影響力不可謂不大，但在退官之後即刻消滅。這可由七里氏退官之後，以原先在臺北大稻埕的「大和商會」名義活動，明治35年（1902）在基隆設立分會，利用「大和商會基隆分會」進行與官衙之間的運輸及連絡，與第一代實業家們成立的「基隆俱樂部」在同一個地方成立，產生了對立，基隆俱樂部的實業家們藉由地方稅調查事務的時機，逼迫「大和商會基隆分會」歇業，只能留在臺北發展，與基隆之間的關係只剩下兩地之間的往來短程運輸一事，說明七里恭三郎在退官之後，對基隆的政商界幾乎沒有任何掌控力。《臺灣日日新報》於明治34－36年（1901－1903）對七里恭三郎的行蹤報導，均集中在與臺北艋舺的仕紳飲宴歡聚，基隆只有一筆仙洞巖舊地重遊的報導，由此可見，七里氏任臺北辨務署長時，私下進行的商業活動並不少，但在基隆市則完全沒有成功。

（五）建立辯才天神社：

七里恭三郎在基隆最重要的就是於明治32年（1899）立仙洞巖辯才天神社時著臨濟宗僧侶細野南嶽辦理。七里氏申請設立辨才天神社的理由簡單，他認為仙洞巖風景很像東京府鎌倉市的江之島，故而強佔了代明宮的修行地。辯才天神社完成後請兒玉源太郎題字，比照日本神社舉行盛大鎮座式及祭典，並以行政命令使全體市民休假一天參與遊行活動，花柳界也派出藝妓遊街助興，這是日本本土對神道教的常態，至今在日本各地也經常可以看到這類型的活動，只除了每個地區主要參與者的不同。第二次捐款重修辯才天神社時，要求臨濟宗基隆布教師柴田慈孝比照初次辦理祭典遊行活動，但已經沒有權力通令全體市民休假一天來參加。昭和3年（1928），七里氏亡故的16年後，臨濟宗最勝寺住職伊東大器和尚為他在仙洞巖設立了塑像以資紀念開社之功，現已佚失。

【基隆宮廟傳之一】代明宮

有人問我最近怎麼都在放人物傳，不寫宗教宮廟了嗎？這比較有導覽價值耶（可惜我都沒有賺過導覽錢XD）人物傳是我想為基隆研究一點資料，並沒有棄宮廟而不顧。

經歷上回的膈應後，那我們來談談代明宮好了，這間老牌宮廟因為在委託行旁，最近有點紅。之前我請現任張堂主和張小姐翻第三代及第四代老堂主遺物時，沒有發現什麼文物資料(尤其是土地契約書)，全都清日時期的舊衣服。

清領時期，基隆沒有正式的佛教寺院，可是有保佑庶民家傳佛像或道教神像，由一而百成為當地的信仰中心。通常來說佛家因為有經典和傳法，加上只要唸經（文字）修行就好，所以民間會認為佛教比較需要正式地求法（這就是外來的和尚會唸經的典故)，道家科儀繁複，還需要考核才能成為道士，不是一般人想修行的選擇（家傳七代的就不要來跟我爭了，都說是家傳了嘛）

當時一般求佛法者大都赴福州鼓山湧泉寺受在家居士戒，釋元精先從湧泉寺回台，擔住清甯宮的住持，他的信徒張賜歡（日本將他稱為張四番，應該是受戒後改的名字）也是入湧泉寺受優婆塞戒，法號普漢。但張氏後又入福州城西善里龍華派大本山「壹是堂」受法傳燈，列二品太空，可以傳法授階 。

回台後的張賜歡與信徒等人合力興建了源齋堂（有一整牆的牌位，導覽員請好好介紹這些先賢），幾乎囊括了基隆市街上所有有心向佛的信徒，其他未至福州求法的齋堂至此也列入龍華派（慈雲寺、豆菜寮佛祖廟、仙洞巖，和後來成立的淨因堂等），接受源齋堂的管制。可以說源齋堂一舉成為基隆佛教信仰的重鎮。

齋教教義揉合了儒道釋及前人信仰比較複雜，因為被稱為「食菜人」，所以先視為在家佛教徒（當然不是！！）。就是因為太複雜，所以一心想追求正統佛教的人還是只能先到湧泉寺受戒，張賜歡親傳的弟子胡阿紅，在光緒十七年，三十九歲時入福州湧泉寺受滿具足戒，法名善智，三年後與同修妙密等人一同返台，住在「水仙宮」內。

釋元精與妙密、善智等人在「水仙宮」（即現今清甯殿）中，大張經筵，張賜歡鼓勵齋教徒前來聽講正信佛法，從而間接引介了沈本圓（五股凌雲禪寺）、江善慧、邱德馨（基隆靈泉禪寺）等人內渡受戒，最後在日據時期大放異彩，居於臺灣佛教界的領先地位。

「源齋堂」成立不久後，即改稱「代明宮」，主殿所侍奉的觀世音菩薩也改成太陽星君及太陰娘娘。日本據台之後成為古義真言宗的關係寺廟，張賜歡於光緒28年（1902、明治35）過世，由其子張添福（法號普本）接任。

張添福接任代明宮後，即赴福州壹是堂，亦受法傳燈，列太空位；同時擔任暗仔街的保正、煙膏販賣組合董事、地方稅調查委員等職務，大正年間又是南瀛佛教會的起始會員之一（不是碑上寫的七位創始人之一，他是出席了第一次的創始大會，可惜我沒有辦法讓張堂主把碑文改掉），是日本治理基隆時相當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從此時起，代明宮就成為世襲宮廟，而非由信徒公推。

張添福在昭和13年（民國27、1938）過世後，由他的兒子張生塗繼任管理人，但張生塗並未赴福州壹是堂接法，而是於昭和15年（時年15歲）時即皈依於靈泉禪寺德融法師座下，受優婆塞戒，法號普信 ，於是「代明宮」正式脫離龍華派，成為純綷的家傳道家宮廟。第四代堂主張玉雲與第五代堂主張英德，都沒有再接受靈泉禪寺的優婆塞戒或道士考核，純粹以家族力量在經營代明宮。

【基隆辨務署長列傳之二】田邊啟藏

田邊啓藏，應慶三年（1867）生，東京府士族，據《赤門生活》一書表示：當時東京帝大法科畢業的畢業生，不需要辯護士資格考試即可執業，所以明治24年（1891）田邊啟藏畢業後沒有去考辯護士，而是承父志，考上了外交官試，在外務省任職。

【基隆辨務署長列傳之一】笹田柾次郎

開發臺泰合作商機 貿協線上座談會推特色醫療安正4年（1857）生，原是青森縣弘前市士族出身，明治10年（1877）10月被派到沖繩任四等巡查，明治22年（1889）被兄長笹田廣吉分家後降為平民，就此落籍在沖繩縣 。柾次郎在沖繩由基礎巡查升到警部補後轉任沖繩縣屬員，明治24年（1891）7月升任沖繩縣國頭郡長 。

【基隆支廳長列傳之四】西鄉菊次郎

西鄉菊次郎，鹿兒島縣士族，文久元年1月2日於奄美大島生，是明治維新重臣西鄉隆盛的庶長子，維新之前，西鄉一家是島津藩的家臣。

明治維新之後的士族之亂，並不是同一家族就一定站在同一陣營裏。西鄉隆盛的三弟西鄉從道（牡丹社事件的要角）在西南戰爭時並沒有參與戰役，但他收留了受重傷的菊次郎，更將菊次郎送到外務省到美國生活了六年。

圖片來源:日本二十世紀名人錄

明治24年到明治28間履歷是空白的，但以明治29年（1896）獲明治二十七八戰爭六等瑞寶勳章看來，以及列名在從軍移牒名單上，應該是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甲午戰爭，但日本學者認為他在鹿兒島隱居三年，也有認為他入嗣新納家，在鹿兒島參加選舉並失敗後，又改回原姓；或是他成為西鄉從道和樺山資紀的政治棋子，是舊薩摩藩屬的說客（佐野靜代撰，〈西郷菊次郎の来歴に関する再検討 : 横浜・米国・台湾・京都〉，2018年）

明治28年4月，菊次郎隨混成枝隊攻佔澎湖，7月18日任安平支廳長心得（正式名稱為安平出張所，隔年即廢所），隔年2月出張所廢止後擔任樺山外長的代理人，4月21日改任臺北支廳長，4月24日因為正式施行民政，所以改任臺北縣基隆支廳長，任期一年後再調任宜蘭廳長，在宜蘭任期四年十個月，於明治35年3月31日辭職回到日本後，接任京都市長（內定，不算選舉），明治44年以右腿傷復發病辭，回到鹿兒島島津藩家族的鑛山當館長，昭和3年過世，享壽68歲。現在宜蘭市還留有［西鄉廳憲德政碑］，表彰他對宜蘭的貢獻。

西鄉菊次郎對基隆的報告並不多，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國語傳習所的設立。國語傳習所是由總督府下令開辦，其設立的招生及教學要件完全遵造上一任廳長伊集院兼良設夜學校時的規定，但師資則由日本本土簽定一批教員來臺，以大島丑三郎為甲科教諭。這份報告文件由當時的副手笹田柾次郎書寫，結合洋行的申請資料，可以說明崇基書院設立的原由、田產、搬遷、拆院等過程，與現在基隆文史界所流傳的說法完全不同。

但以公文書來看，在宜蘭的經歷就熱鬧的多了。譬如白馬將軍陳秋菊投降後，西鄉菊次郎利用他的人手開拓了北宜公路，並在石牌處留下碑石紀念（現在變成金面大觀）、新蓋了廳長官邸（現在的宜蘭設治紀念館）、追剿原住民，以及建設水利工程等。以前在宜蘭的救國團大樓經整治後，被改名為龍鄉樓，就是為了紀念他任宜蘭廳長時的功績。

圖片來源:宜蘭設治紀念館官網

我們的政府媚日實在媚的有點誇張。由於政治的關係，我們現在跟日本很友好，但是殖民是不可抺滅的事實，而且日本各界頂多是把「殖民」改為「植民」，不論以哪個角度，都沒有否認殖民的觀點，這點實在值得我們思考。

坊間流傳西鄉隆盛曾經到過台灣探查，與南方澳女子相戀產子後不告而別，所以西鄉菊次郎故意到宜蘭當廳長就是為了找尋這位異母兄長，這是入江曉風結合西鄉隆盛和樺山資紀的經歷編寫的鄉野傳奇，並不正確。入江曉風所寫的書中只有［基隆中學用地事件］一文具歷史探討的價值，其他大概都是出於想像和故事的結合，為鄉野奇談增添浪漫元素，卻對史實造成不良的影響。